在“厚往薄來”這種頗具中國特色的“齎賜經濟”刺激下，東南亞的“朝貢者”們，免費搭乘鄭和的偉大艦隊，到中國大做其朝貢“生意”，只要向大明政府獻上幾句好話和幾個媚眼，就可以得到大把實惠。在利益驅動下，這種“齎賜經濟”成為“藩屬們”撈錢的工具。比如，暹羅(泰國)的“碗石”，正統二年( 1437年)的“齎賜價”是每斤250貫，暹羅人就使勁“上貢”，七年後(1444年)居然輸入8000斤，禮部無奈，只好降價為每斤50貫。之後，繼續打對折，但暹羅人還是繼續“上貢”，禮部最後只能明令禁止。同樣，一把在日本只值800~1000文的軍刀，大明帝國的“齎賜價”高達5000文，日本人立即將這作為好生意，前兩次每次“上貢”3000把，第三次免疫系統增至9968把，第四次30000多把，第五次7000多把，第六次竟高達37000多把。大明朝民間禁止持有武器，政府只好照單全收。

　　隨著這種“二百五”的“生意”，朝貢使團絡繹不絕地來到中國“吃大戶”。明成祖在位期間(1402年~1424年)，總共接待了193個使團。宋元以來就一直活躍的“市舶司”，自此實現了行政職能的轉變：本是為國家徵收稅賦的“海關”，結果成了“救濟處”，扮演著散財童子的角色——如同鄭和一般。

　　從海洋帝國、商業帝國，轉型為乳鐵蛋白內陸帝國、農業帝國後，“齎賜經濟”成為大明帝國的沉重負擔。朱元璋時代(1375年)就已經開始發行大明寶鈔，官價規定每鈔一貫折銀一兩。到了鄭和下西洋最紅火的年代，政府為了控制寶鈔的急劇貶值，只好拿“上貢”而來的進口香料代替工資。明成祖死前三年(1422年~1424年)，官員們的工資除了春夏兩季能領到鈔票外，秋冬都只能領取胡椒、蘇木。胡椒、蘇木成為另類“代價工資券”，一直使用了40多年，直到成化七年(1471年)。這期間，窮瘋了的官員們充分調動聰明才智，將中國官場的腐敗推向了更深、更高和更強。

　　成化年間，有太監鼓動明憲宗朱見深效仿永樂故事，再下西洋。車駕郎中劉大夏燒毀了鄭和下西洋的所有檔，憤怒地說：“三寶(鄭和)下西洋，廢錢糧數十萬，軍民死且萬計，縱得奇寶而回，於國家何益！”(《殊域周咨錄》)劉大夏在日後被指責為毀滅鄭和航海資料的罪魁。其實，他無非只是說了句良心話、做了件良心事而已。

　　鄭和下西洋之前，中國人經過數百年的更年期中醫拓殖，已經將東南亞變成了中華大陸刺向大洋深處的一柄尖刀，橫跨太平洋，直達麻六甲，伸入印度洋。而彼時，西方的大航海時代尚未開始。

　　鄭和下西洋，只凸顯了航海技術層面的偉大，卻鑿沉了本可遨遊全球的“海洋中華”的巨輪，斷送了銳氣勃勃的海外華人社區，從此海內外華商被抽去了脊樑骨，不依附於權力就無法雄起；雖然是政治壓倒經濟的偉大，卻令數百年來和平、富庶、充滿朝氣的中國海疆成為海上墓地。

　　當“海盜”陳祖義在帝國的偉大首都被砍下頭顱時，官方史書照例瞎說“海道從此清寧”。實際上，即使在羸弱的宋代也十分“清寧”的中華海疆，從此多事，“海盜”、“倭寇”、“外夷”紛紛踏浪而來，中華帝國罕見的“海盜”時代開始了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