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本工資不夠花，地方官不可避免地要貪污腐敗，雍正皇帝說過：“自州縣以至督撫，俱需索陋規。”從知縣到總督，各級地方官沒有不貪污的。他們之所以貪污，並不是因為平日裏缺乏廉潔教育，而是因為錢不夠花，連維持最低限度的開支都不夠。當然，所謂“最低限度的開支”指的不光是糊口(如果僅為糊口，一年幾十兩銀子也可以填飽一家老小的肚皮)，還包括而且必須包括養師爺養長隨的開支，否則“官場威儀”無法維持，甚至連日常工作都無法開展。

　　雍正很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，所以他開創了“養廉銀”制度：給所有級別的地方一把手發放高出基本工資很多倍的經濟補貼，使他們有條件遠離貪污。

　　《欽定大清會典事例》記載了廣州知府的養廉銀標準：每年1500兩。知縣則比之低一半左右，如廣州市區分屬的南海縣和番禺縣，兩個知縣每年養廉銀分別為700兩和600兩。

　　清代地方官的基本工資按照品級發放，只要品級相同，無論你在哪一省份做官，領的工資都一樣。可是養廉銀卻不全按品級，還跟地域有關。例如廣東省的知府每年有1500兩到2400兩的養廉銀，河南省的知府每年卻有3000兩到4000兩的養廉銀。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區別呢？一是各地工作的艱難程度不等，二是能撈的油水也不一樣。廣東當時經濟發達，在廣東做官有得撈，所以朝廷發放的養廉銀就少，而內地省份經濟落後，官員能撈的油水少，所以朝廷發放的養廉銀就多。從這個意義上看，雍正最初制定養廉銀制度的時候就沒有指望該制度完全杜絕貪污。

　　事實證明，養廉銀制度確實不能杜絕貪污。為什麼不能？一是因為專制時代缺乏制衡，官員只為上級負責，百姓沒有罷免權，只要買通上級，貪污起來毫無風險；二是因為人的貪欲沒有極限，即使錢夠花了，官員們還渴望“創收”更多的錢，以便享受更好的生活，以及為下一代積累產業；第三，跟地方官的日常開銷相比，這筆養廉銀的數目仍然很小，例如廣州知府每年1500兩養廉銀，加上基本工資不到兩千兩，而他光是雇師爺雇長隨就要開支一千多兩，手頭稍微松一下甚至要花掉好幾千兩，收支缺口仍然存在；此外還有最後一條因素——通貨膨脹。清朝皇帝盲目遵循祖宗家法，不敢越雷池一步，順治時期定下的俸祿標準，雍正時期定下的養廉標準，一直到鴉片戰爭時都沒改動過，而由於美洲新大陸的發現，由於墨西哥白銀的大量輸入，中國的金銀比價發生劇烈改變，白銀的購買力越來越低，官員的工資和養廉銀看似不變，本來買得起的東西慢慢買不起了。

　　我們知道，做官要穿官服，而滿清朝廷竟然摳門兒到不發官服，所有官員的官服都要自己花錢定做。皇帝高興起來，倒會賞賜某個官員黃馬褂或者頂戴花翎什麼的，可那只是官服的一小部分，大頭還要自己買。在雍正年間，定做一套官服最多需要50兩銀子，而到了道光年間，一套官服平均需要300兩銀子。這種官服一年得做兩套(冷天一套、熱天一套)，如果碰上比較燒包的官員呢？可能就要定做四套、六套，例如滿洲大臣那桐上任之初竟然定做了十幾套官服！如此一來，僅買衣服就要花光所有的養廉銀，不貪污怎麼可能？